夫天之育物，犹君之御众。天以寒暑为德，君以仁爱为心。寒暑既调，则时无疾疫；风雨不节，则岁有饥寒。仁爱下施，则人不凋弊；教令失度，则政有乖违。防其害源者，使民不犯其法；开其利本者，使民各务其业。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之。威立则恶者惧，化行则善者劝。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故赏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罚者不怨上，罪之所当也。故《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赏罚之权也。

赏罚历来被视为人君的权柄。老子说“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法家解说为“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韩非子‧喻老》），强调人君不可大权旁落，强调权术。

例如，《韩非子‧二柄》等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宋国卿大夫子罕对国君说：庆贺赏赐这些事情，是百姓们都喜欢的，主君您自己来执行；而杀戮刑罚这种事，是百姓们都厌恶的，就由我来代劳（充当这恶人）。“于是宋君释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这故事太生动了，人君都引以为戒，赏罚都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而且，赏罚在许多管理者心里成了一个“技术”：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为适当的理由，以适当的方式，进行适当程度的赏罚。

但是，太宗这里讲“赏罚”，绝口不提权术，也不讲“技术”，全是从“仁爱”出发，导人向善。这尽显“千古一帝”的厚德载物、独特风范。


众所周知，中国上古就流传“王道”，西周时已明文提出“明德慎罚”思想，即崇尚德政、慎施刑罚。太宗赓续之，并发扬光大。

在本篇中，太宗将“君之御众”比作“天之育物”，天讲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人君则讲仁爱下施、教令有度。在“防其害源者，使民不犯其法；开其利本者，使民各务其业”基础上，人君再善用赏罚，教化民众，导人向善，所谓“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之。威立则恶者惧，化行则善者劝”（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与现代政治学的一大区别）。

因此仁心，太宗在治国中，运用赏罚的艺术，令人叹为观止。且看几个事例。

其一，悲天悯人、天下大治。

贞观元年，太宗说：“人死不能复生，所以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对人仇恨，而是利于棺木出售的缘故。如今，执法部门审理每一件狱案，总是力求苟严，以此博得好的考核成绩。现在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做到公平恰当呢？”谏议大夫王珪进言道：“只要选拔正直善良的人，他们断案准确，就增加他们的俸禄，赏赐金帛，那么奸伪邪恶自然会止息。”太宗下令按这个办法实行。太宗又令：遇有死刑，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书、九卿都来议处，以免冤滥。

“由是（贞观元年）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刑法几乎搁置不用）。”（《贞观政要‧刑法》）

其二，通情达理，信任官吏。


太宗心胸坦荡，待人以诚，信任官吏，通情理不苛求，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君臣一体”的局面，这是“贞观之治”的一大特色。例如，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因其部下有人犯了十恶之罪，被御史弹劾。

太宗说：“古代唐尧是大圣，他的儿子丹朱却不成才；柳下惠是大贤，他的弟弟盗跖却成了巨恶之人。他们以圣贤之训，以父子兄弟之亲，尚且不能使其子弟受到薰染而发生变化，去恶从善，现在要求刺史教化百姓都使他们走正道，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因此都予贬降，恐怕今后都会互相隐瞒罪行，就发现不了罪犯了。因此各州有犯十恶之罪的，刺史不必连坐获罪，只令其明加查纠惩治，这样才可以肃清奸恶之人。”（《贞观政要‧刑法》）

其三，赏赐贪官，令其知耻。

贞观元年，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收受他人馈赠的绢匹，事情败露后，太宗在殿廷之上公开赏赐他绢布数十匹。大理寺少卿胡演问：“顺德枉法受贿，罪不可赦，怎么还赐给他绢匹？”太宗说：“他若有人性，会觉得这赐绢的耻辱更重于受刑；如果他不知羞愧，犹如一禽兽，这样的人杀之何益！”（《资治通鉴‧唐纪八》）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赶赴京城，违规取用驿站的几石麦麸。此事被告发，太宗没直接处罚陈万福，而是在宫殿上赏赐他麦麸，令他自己背回家。（《贞观政要‧论贪鄙》）

贪图绢匹的，赐予他绢匹；贪占麦麸的，赐予他麦麸。看似黑色幽默，却绝非纵容贪渎，太宗的用意事唤起他们的廉耻之心，使其自我戒贪。的确，贞观一朝，官场形成了注重精神品位与道德操守的氛围，很多宰辅大臣生活简朴，甚至有些清贫。


太宗信任官吏，通情理不苛求，形成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君臣一体”的局面。图为《清陈士倌圣帝明王善端录册‧唐太宗八》。 （大纪元）

其四，不谋小仁，慎用赦令。

赦令，乃减免罪刑或赋役的命令，代表着人君的恩典；但，古人又言，“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一再赦宥罪人，好人都不想再发表意见了），“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保养稂莠之类的杂草，就会伤害到田中的禾苗，将恩惠施予奸邪的人就会伤害好人）。


历史上，“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周文王制定刑罚，对触犯刑罚的一概不予赦宥）；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赦，而蜀国大治；梁武帝每年几次赦宥，终于导致倾覆败亡。

太宗认为，国家法令，惟须简约，稳定划一，公允平等，不能随意颁布赦令。

贞观七年，太宗说，天下无知的人多，聪明的人少，聪明人不会做坏事，无知的人却屡屡触犯法律。国家赦免宽宥的恩典，只能施惠于那些不轨之徒。“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非常之恩，弥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贞观政要‧赦令》）

太宗这才是真正的“爱民如子”，令天下大治。相反，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却赦令泛滥，如晋惠帝短短17年间，进行了大小赦免28次，最多一年颁布了七次赦令。

以上事例，显示的是太宗的光明正大。太宗不以个人恩怨、感情偏好滥赏滥罚，要的是公平正道，让人口服心服，“赏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罚者不怨上，罪之所当也”，“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贞观一朝庶几达矣。


附录：“赏罚第九”大意

君主统治百姓，就如同天养育万物。天以寒暑有序、阴阳调和作为德行，君主应以仁德和慈爱作为本性。寒暑如果调和，四季就不会流行疾病和瘟疫；如果风雨违反时令，则四季之中人们就会挨饿受冻。君主如果以仁爱对待黎民，那么百姓的生活就不会困苦；而如果颁布的法规制度不适宜，则政务就会不顺并有过失。预防发生祸患的根源，是使百姓不去触犯法律；为百姓开创利益的根本，是使百姓们各务其业。明令刑罚用以威慑百姓，彰显奖赏用以教化百姓；威慑的力量如果形成，做恶的人就会感到畏惧；教化得以实行，行善的人就会受到鼓励。

有的人虽能顺应君主，却有伤于治国之道，那么就不能给他加官进禄；有的人尽管不附和君主，但他的意见有利于国家，就不能对他进行处罚。因此受奖赏的人不一定去感激君主，之所以受奖赏，是因为自己有功的缘故；受惩罚的人也不会去怨恨君主，之所以受惩罚，是因为自己罪有应得。所以《尚书》中说：不要偏于私情，也不要结党营私，那么君主的事业就会畅行无阻。这就是赏罚适当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