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浮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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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专案组对他搞车轮战术，还几次给他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王洪文是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都承认。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了解最初得之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初回上海工作时，每隔几天就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汇报上海情况。据徐景贤回忆，毛泽东当时“给了张春桥一个任务，要他物色新的上海市委领导的人选”。这样，从张春桥一系列书面汇报中，毛泽东陆续了解了工总司及王洪文的情况。

1967年一月夺权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成为市革会的七名主要负责人之一。而从当时市革会传阅文件的顺序看，王洪文排在最后第七名：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

王洪文当了市革会领导后，一直比较谨慎，对中央各项恢复秩序的措施积极相应，也要求自己手下的工人造反派们紧跟中央部署。他对工人造反派有着很大影响，对他们容易逾越规范的草根行动有着很大约束力。上海除了1967年6、7、8月联司和支联站时期比较乱，其它时期一般都比外地平稳。尤其1967年初，王洪文坚决主张吸收保守派入造反队，还有1967年下半年，王洪文坚决要求工总司下面的各联络站实行大联合，哪怕“和稀泥”也要实行联合。这些都是上海局势稳定的重要原因，王洪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有威信。他处事比一般造反派谨慎，行事正派，为人随和。工总司总部的一些老造反，相互之间会有所不服气，但对王洪文，除了早期的少数几个人，大家基本都是服贴的。

1967年7月21日至国情前夕，毛泽东一直住在上海。砸联司那天晚上还和张春桥乘着防弹轿车去外滩。看到工人造反派戴着藤编安全帽，手持长矛，守卫在市革会门前，毛泽东很高兴，说上海工人造反派能够掌控局势。后来，毛泽东在一场批斗会的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了王洪文的形象。当时王洪文正在批斗会上作总结发言，毛泽东仔细听着王洪文的讲话，张春桥在一边向他介绍王洪文的情况。据徐景贤后来的回忆，王洪文在电视中的形象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与王洪文第一次见面，是在1968年的10月1日国庆节。王洪文是上海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代表团的领队，和上海的许多代表们一起住进了中南海。10月1日那天，检阅游行队伍之后，马天水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时，说王洪文希望见主席，毛泽东同意了。[1]张春桥将王洪文带到屏风隔着的贵宾会见厅，随即离开，单独留下王洪文。林彪也在场。这次个别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徐景贤后来认为，毛泽东中央会议上当众推荐王洪文，表扬上海工人，肯定上海局势，显示了毛泽东想从工人中提拔新生力量的念头，从1968年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王洪文时便已开始。

王洪文“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是张春桥当初向毛泽东介绍王洪文时总结的，这样的条件很合毛泽东的心意。毛泽东后来一再对人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毛泽东还十分关心王洪文的文化程度，再三向张春桥打听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不过张春桥此时似乎没有体会出毛泽东的更深意图，只是将此看作是毛泽东对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关注：主席去年问过我一次，王洪文同志会不会写文章，今年又问过一次。为什么老是问，一方面是主席对王洪文同志很关心，更重要的是关心你们成长的问题。[2]

国庆观礼后，上海观礼团的其他代表都于10月12日集体离开北京，王洪文却没一起回沪，他被留下列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个会从10月13日开到10月30日，会上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还批判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这是王洪文第一次参加党内高级会议。在10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赞扬了上海，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形势”。10月31日的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对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说：“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

因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关注，张春桥回上海后，将王洪文在市革会中的位置调整，排到徐景贤之前，紧挨在马天水、王少庸之后。徐景贤后来在回忆中说：“本来上海的红卫兵给我起的外号叫‘徐老三’，现在王洪文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王老三’”。在市革会，王洪文原来主要负责群众组织，以及工宣队、文攻武卫，这以后开始协助马天水全面负责上海的工作，还负责“清队”的专案。1968年下半年，被停止了近三年的中共党组织活动重又开始，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在筹备中。王洪文担任上海“九大”筹备小组负责人之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林彪宣读的政治报告中，特地提到上海工人对文革的作用：“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王洪文被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担任上海参加“九大”代表团的负责人；还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多次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中央还决定由王洪文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作发言。这是一种象征：过去，这样一类全国性的大会往往安排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作为工人阶级发言，作为全国工人的表率。而这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却选择了工人中的造反派，树为全国工人的代表和表率。

安排王洪文发言，直到4月13日才由毛泽东最后拍板决定。王洪文特地向同参加“九大”的徐景贤借了十五元钱，去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上身穿着文革中流行的军装。既显示工人阶级的形象，也符合王洪文转业军人身份。4月14日，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亲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的这篇由徐景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审阅修改的发言稿，内容不长，完全是表态性的对九大各项决议的拥护以及贯彻的决心；发言的意义在于这是被精心安排的政治亮相。王洪文的名字通过这次发言，被媒体报道传播，全国乃至全世界知道了这个正在上升的新名字。在这次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和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杨富珍，都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马天水、金祖敏、陈敢峰、王维国，当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上，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干部，向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发起攻势，张春桥受到与会代表不点名围攻。江青又一次抢在事主前面，与张春桥一起向毛泽东告状并求救。毛泽东当然明白，对张春桥的围攻其实就是对自己发动文革的强烈不满，他又一次选择了江青和张春桥。虽然紧接着受到公开批判的是陈伯达，但是毛泽东与林彪的亲密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庐山会议结束后，江青在住处秘密接见了赴庐山参加会议的王洪文和徐景贤。江青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应该听懂了江青的话，这句话传递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期望。[3]

奉调北京学习

1972年9月，王洪文奉调北京学习。这是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的，要他移交上海的工作，并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个秘书，因为要在北京待上一段时间。据徐景贤后来回忆，王洪文不知中央调自己去学习什么，也不敢问张春桥，放下电话，就赶紧去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商量。大家都认为，林彪事件后，中央需要增补干部，王洪文去中央学习，肯定是被进一步重用，而且很可能会进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6日晚上，马、徐、王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为王洪文饯行。第二天，王洪文带着秘书廖祖康，在虹桥机场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海市委的常委们赴机场为王洪文送行。

王洪文赴北京后，和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一起。中央对他的安排是一面跟着周恩来参加中央工作，一面学习。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去马、恩、列、斯、毛著作，供他学习。这是对王洪文的培养和考察。尤其毛泽东，更是密切关注着王洪文。毛泽东等王洪文安顿下来以后，连续找他谈了几次话。详细地询问他的历史，并且在交谈中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和观点，既对王洪文进行考察和面试，又对他进行开导和帮助。毛泽东还关照周恩来亲自帮带王洪文，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周都通知王洪文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连绝密的讨论运载火箭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专案会议，都要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这也是周恩来对王洪文的帮教和考察。[4]

王洪文小心谨慎，努力按照中央要求去做。中央说调他去北京是为了加强学习，他也就努力认真学习，还向上海市委徐景贤提出，将萧木调去北京继续做他的学习辅导员。[5]徐景贤十分不情愿放萧木离开上海，因为萧木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主力，工作努力，笔头也好，此时正在与陈冀德筹办《朝霞》杂志；但既然王洪文点名，他只好放人。王洪文还要求徐景贤帮他物色一个英语老师，他要学英语，因为毛主席也在学英语。徐景贤后来从复旦大学外语系调去一个英语教师，从ABCD开始教王洪文。

此时的王洪文踌躇满志。他整天不是学习就是开会，毛泽东还派他去新疆、浙江等地区，处理因群众组织派别对立而长期遗留的矛盾。王洪文自己本来就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又作为上海市革会负责人，专门处理上海群众组织之间的纠纷，在这方面有经验。虽然对于群众组织的两派尤其对于上海邻居浙江的两派，他心底有倾向，但首次作为中央代表，他基本按中央要求处理矛盾，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满意。据说，毛泽东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都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

不久，张春桥告诉上海市委的徐景贤等：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经他和姚文元、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这是王洪文将留在中央工作的信号，毛泽东欣赏王洪文。接班人问题一直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一个心病，现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

但王洪文毕竟从政时间很短，没有资历。没有资历不仅是经验不足，也使人无法从资历中了解其真实能力和品德，所以毛泽东似乎对自己又一次选的这个接班人还是有些不放心。中共十次代表大会筹备召开之前，毛泽东要王洪文看《刘盆子传》。王洪文没有听清毛泽东要他看的究竟是什么，也不敢多问，他趁回上海调查研究时，找写作组的朱永嘉等，说要读刘什么子。朱永嘉猜出是“刘盆子”。刘盆子是《二十四史》中《后汉书》里的一个人物，原本是个放牛娃，赤眉起义时被立为皇帝，但根本胜任不了皇帝的职务。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的朱永嘉，听说毛泽东要王洪文看这篇文章，马上领会到毛泽东的意思，是希望王洪文不要像刘盆子那样，不成大器扶不起。但朱永嘉不便明说。朱永嘉去和徐景贤商量，徐景贤出主意：只按文章的字面意思，将古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不作任何其他解释和议论。朱永嘉照此办理，逐字逐句翻译了一遍。王洪文听着，不动声色，没有任何表示。徐景贤和朱永嘉都认为王洪文是个明白人，他应该明白毛泽东的弦外之音。[6]

王洪文去中央后，很不习惯中央的行事规则。他给马天水打电话说自己非常寂寞，有时一整天就是开会。[7]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3年5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备事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决定将王洪文调到中央，列席政治局并参加工作；根据毛泽东意见，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的说明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由于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只选出一个主席即毛泽东，一个副主席即林彪。林彪事件后，中共中央主席便只剩毛泽东一人，政治局内，三分之一被认为是亲林彪者，或死亡如叶群，或被审查如陈伯达、黄永胜等，补充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成为当务之急；而且那个将林彪立为接班人的“九大”党章也急需修改。

最初王洪文负责的班子，写出的是《关于党章修改的说明》，只是个事务性的报告。报告送上去后，在“十大”召开的前三天左右，被送了回来。上面是毛泽东的笔迹：“说明”二字被划去，改为“报告”二字，再下面写着“王洪文”三字。[8]毛泽东决定由王洪文在“十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共前几次党代会上的党章修改报告，一般都由即将升任为毛泽东副手者作：“七大”是刘少奇，“八大”是邓小平，“九大”没有这个内容。“十大”由王洪文作这个报告，这表明，毛泽东要重用王洪文。

8月20日，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召开，虽然毛泽东没有到会，但他让周恩来宣布了一个更具震撼性的决定：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而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排在王洪文名后，都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了毛的这个决定后，立即谦恭地从主持人的席位上退让，请王洪文接着主持会议。一百多个参加会议者立即明白了毛泽东要让王洪文当他的接班人的意图。

毛泽东的这个意图遭到抵制。“十大”召开前，在周恩来主持的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当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让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提议后，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们都不表态；张春桥和姚文元因为大家都不吭声，也不便表态，场面十分尴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提出：副主席一个就可以了，他的意思很清楚：周恩来担任副主席，不赞成将王洪文放上去。为了“打通思想”，“统一认识”，8月23日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和解释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思想，说服大家不要看不起“儿童团”。尽管如此，许世友仍然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毛主席的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讲话后，到会的老干部们用掌声表达对周恩来的敬意。但轮到王洪文讲话，讲话结束时一片沉默，没有人鼓掌。讨论由谁作修改党章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央高层干部对王洪文不认可，使王洪文从一开始感觉到老干部们对自己的抵制。王洪文以后对徐景贤提及当时情景仍不能释然。

马天水也出席了这次会议。面对沉默的集体抵制，马天水以自己老干部的身份为王洪文说话：“我打头阵表了态，表示支持和拥护王洪文为党中央副主席候选人。我当时说：我同王洪文相处一段时间，觉得王洪文看问题还比较全面，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感到他比我强”。[9]

1973年8月24日下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出席并主持大会。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中央，左右是王洪文与周恩来。毛泽东宣布，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后，由穿着崭新军装戴着领章帽徽的王洪文念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修改党章的报告。8月28日，“十大”闭幕会，毛泽东没有出席。但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时，周恩来宣布：“今天的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王洪文站起，走到毛泽东座位前，拿起桌上放着的毛泽东的选票，走向投票箱将选票投了进去。毛泽东的这一系列安排，使王洪文闪亮登场，一下站到了中国政治的前沿。接着，8月31日，全国报刊统一刊登了前一天举行的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新闻公报，其中，最具新闻意义的就是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为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前两次是刘少奇与林彪。[10]

受命王维国专案

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王洪文负责上海的“批陈整风”，即批判陈伯达。第二年9月13日林彪外逃死亡事件发生。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林彪专案组，华东地区的林彪案件，由许世友和王洪文负责，上海设材料组。王洪文推荐，经许世友同意，由戴立清具体负责专案工作；将王知常调去负责文字工作。另外，还调去驻市总工会的军代表康宁一，空军和警备区的一些军人，共八九人，组成专案组。最初的材料都直接报周恩来，同时也报许世友和张春桥，但不经上海市委和警备区的其他领导。

在对王维国专案的一些处理上，王洪文和许世友经常争论，意见不一。矛盾具体体现在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上。林彪案件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对象主要是驻上海的空四军和驻杭州的空五军。毛泽东派许世友和王洪文一起去浙江处理空五军问题。王洪文认为对空五军的干部应以教育为主，不主张都处理。许世友的观点不同。对上海的空四军干部也是这样，“王维国专案组”前后共审查56人，其中除4人上报中央“林彪专案组”审查外，其余人员经过一段时间审查后，都没有正式结论，也即没有硬给他们做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结论。以后都移交空四军处理。[11]王洪文这样做，可能是想为这些军队干部留有些余地。王维国的妻子杜贵珍，被认为“参与了王维国一系列反党活动”，但王洪文认为不能因为丈夫的事情株连妻子，在审查了一段时间后将她释放。还有其他许多人，例如李伟信的弟弟李伟隽，空四军政治秘书处韩洪奎，等等，王洪文认为他们不了解真相，只是执行者，责任不应由他们负，对他们从宽处理。文革结束后，这成为王洪文的罪名之一，说他包庇这些人，企图拉拢他们从而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些人也都被重新处理。

此外，许世友在处理驻上海空四军干部问题时，将所有原来空四军的高级干部都换班，另外派人。王洪文认为不妥。张春桥也认为不能怪下面干部，主要是上面的责任。王洪文主张原来的班子能保留的尽量保留，不要另外再派人，打击面不要太宽，包括在杭州的空五军。原空四军军长郑长华，是五十年代初期的空军战斗英雄。据说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曾说过：对那些战斗英雄要保。[12]在王洪文上报的关于郑长华的材料中，只说郑曾经吹捧过林彪父子，至于是否参与过林彪的活动，认为查无实据。王洪文希望保留郑长华的空四军军长职务；许世友决定调郑长华去南京军区审查，王洪文拒不肯放，说“在空四军保留这么一个人有好处”。他让郑长华继续主持空四军工作，并对他说：“我还是信任你的”，“你大胆工作”。但南京军区方面执意要对郑长华进行审查，1972年郑长华被送中央专案组审查。王洪文叹道：“这样一来，我想保留郑长华当军长又不成了。”[13]王洪文的一些主张和做法，许多都与许世友发生矛盾。王洪文还试图放宽对浙江空五军陈励耘等人的处理，也都被许世友坚决拒绝。[14]

王洪文终被抛弃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跟着周恩来工作，周恩来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与王洪文共同署名。1974年6月，周恩来病重住院。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时期，也正是四届人大酝酿名单的最后阶段，江青希望能掌控以后的国务院，一次又一次地要王洪文向毛泽东进言。身为副主席的王洪文，虽然在党大陆位排名比江青和张春桥高，但却跟着江青等的指挥亦步亦趋。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加上姚文元是“四人帮”、“上海帮”。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遵从江青之意，赴长沙见毛泽东，反对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此时对政治欲望强烈却又到处树敌的江青不满，他更对身为副主席，却总是跟在江青等屁股后面转的王洪文失望。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但王洪文没有悟出毛泽东不满的严重性；或者，他无力也无意摆脱江青和张春桥的控制。他本来个人意志就不强大，在上海工总司时就被认为“耳朵软”。到中央工作，没有政治和人脉资源，更无政治经验尤其是高层政治生活的经验，只能听命于江青和张春桥。何况他是张春桥一手提拔的，过去他与张春桥是教诲和被教诲的关系；现在尽管领导关系变了，张春桥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直接教导他；但张春桥的判断和主张，在双方关系中的影响矢量没变。以他的能力，根本不能和张春桥相比，无法抗衡张春桥。加上对文革的共同观点和利益，他根本无法如毛泽东所希望，跳出“四人帮”圈子，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

12月23日，王洪文又赴长沙见毛泽东，这次是和周恩来一起去的，在长沙住了三天，27日回北京。毛泽东再一次要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王洪文在长沙期间，向毛泽东写了份检查：

主席：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15]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十几名政治局委员在住处开会。毛泽东长达两小时的讲话，主要内容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要求加强党内团结，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还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前一时期的“批经验主义”进行批评。从可以见到的材料来看，毛泽东似乎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张春桥，这是唯一的一次。但是，即使可能是唯一的批评，毛泽东也是以批评自己的形式作的：“我也犯了错误……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16]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无坚决清除江青之意，对江青充其量只是告诫和批评，这也应该是王洪文无力摆脱江青的最重要原因。但周恩来抓住了毛泽东的批评，布置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讲话。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召集。王洪文一再推托，拖着不召开会议。5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17]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毛泽东始终在一边观察。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政治能力失望。王洪文自己在许多方面也不思进取：一次接待一个国家总统，他本应事先准备，了解对方国家情况。可他对外交部送给他的资料连看也不看。第二天接待时，什么也谈不出，只好翻来覆去地问那个总统：你到中国饭吃得惯吧，住得惯吧。外交部工作人员存心如实记下王洪文的这些话，写成简报，报送毛泽东，据说毛泽东看了很生气。[18]王洪文的文化知识也让毛泽东无法与之交流。毛泽东对反文革势力总是忧心忡忡，担心“复辟”。一次他对王洪文讲起张勋复辟的事，王洪文不知张勋是谁，问毛泽东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只好说“你自己去查”。[19]

对王洪文直升飞机式的提拔，使得王洪文既无法在各个台阶积累工作和政治经验，也无法在各个领域和地区积累人脉资源。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选拔文革造反派作为自己的副手，却不能被文革的反对者尤其广大的老干部接受。毛泽东再一次抛弃自己选拔的接班人。毛泽东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7月1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从7月初开始，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从此，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20]

对于王洪文的工作能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萧木有着评价：

比起一般工人，王洪文无论是在考虑和处理事情的能力上，还是在政治上，要强一些。他如果是一步一步地上去，在各种位置上受到锻炼，也许有可能会锻炼出工作经验和能力。但他却是一下子被提拔上去的，这使他的经验能力与责任严重不对称。而且王洪文实际是奉命造反，没有独立判断政治是非的能力。他对政治是非的判断标准就是“最高指示”，毛泽东的话。[21]

1975年7月，失意的王洪文回了上海。同行的廖祖康通知市委办公室，给王洪文准备一间办公用房间。不过人们没有听出言外之音：王洪文打算长住上海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不知道北京发生的事情，不知道王洪文已经失宠于毛泽东。王洪文向他们透露了中央的斗争，说：“当前中央斗争很复杂，要有上山打游击的准备”；8月19日，王洪文去上棉三十厂，临走时说：“只要我不被打倒，不死，下次还要来的。右派上台，我就来不了了”。[22]回康办的路上，同行的王秀珍觉得他刚才的话不妥，说：你这句话讲得太露骨了，能这样吗？王洪文答：“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远没有解决，有些人根本不承认我这个副主席，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不承认新干部，好多地方新干部都被打下去。还要围绕文化大革命再斗。你看邓小平的讲话，不就清楚了吗？”[23]另一次，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楼上，王洪文边喝酒边埋怨：“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指邓小平）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有一个办工农兵读书班的权！这是毛主席定的呀！”[24]

王洪文在上海无所事事，除了视察工作，很多时间放在吃喝、打猎、钓鱼、看电影。后来他对人说：“去年我回上海，实际上是半休息状态，太气了”。[25]而此时，“王洪文犯错误了”的消息悄悄在干部间流传。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很着急。马天水说：洪文在上海没事干，邓小平这个人很能抓权，我们要劝他赶快回北京。他老不回北京，慢慢权没有了，在群众中影响也没有了。徐景贤说：洪文回北京一见报，政治谣言也就会没有了。要他赶快回北京抓工作。王秀珍说：我们劝他回北京好，他在上海也没事做，情绪不高。大寨会议他没参加不要紧，计划会议他要参加，代表工人在会上讲话。[26]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次劝王洪文回去。11月15日王洪文终于回北京。但回北京后，吃喝打猎钓鱼依旧。请王洪文吃饭喝酒最多的是叶剑英，有时半夜三更也会打电话将王洪文叫去。王洪文大概认为中央高干都是这样，吃吃喝喝是一种干部待遇；或者他觉得自己已经被高层政治遗弃，不再被信任，所以也不再愿意收紧骨头谨慎行事。他的秘书看不下去，说：“王洪文这个人完蛋了，照这种样子，肯定完蛋”。这个秘书打报告，执意离开王洪文，后来在文革结束前的半年，终于如愿。[27]金祖敏曾经劝过王洪文珍惜机会，好好学习，王洪文听了很不高兴。[28]萧木也曾经劝过王洪文。一次王洪文又被叶剑英叫去喝酒，酒席散后，萧木与王洪文整整谈了三小时。萧木以老师的身份，劝王洪文不要沉湎于吃喝打兔子。王洪文听着，最后表示：

我有我的难处，我难以开展工作，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十大”的路线。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更是不被承认。只有叶帅还是支持我的。所以叶帅叫我来，我也不好推辞。[29]

整个邓小平主政时期，王洪文情绪都十分低落。直到1975年底，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实为批判邓小平的运动开展，王洪文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不久，因北京群众悼念周恩来，引发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革职。但王洪文也没有因此重新复权。接替邓小平的是华国锋，毛泽东再次挑选的接班人。毛泽东不会想到，这个接班人，将结束他视为自己一生所作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文革。华国锋将永远结束王洪文的政治生涯。

1976年毛死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四人帮” ，并在1981年成立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了所谓的公开审判，并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将文革的罪责推到他们身上，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四人帮” 一词是在文革后期出自毛泽东之口。1974年7月1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又对王洪文说：“你不要搞四人帮”。

毛所定义的“四人帮”，包括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作为毛夫人的江青曾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九大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文革时期为上海公社领袖，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王洪文，文革时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头目，十大时成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毛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姚文元，因其那篇著名的文章宣告了文革的开始，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此四人完全依赖毛的提拔和庇护。

很显然，“四人帮”形成于中共十大（1973年）之后。他们并不应该为文革的发动承担主要责任，虽然他们依赖文革而爬上了政治舞台的高峰，但正如江青在庭审中所说的那样，她不过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咬谁就咬谁。中共将罪责推到他们身上，自然是为了推卸发动文革的毛的罪责。

1981年1月，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其母在得知他判刑的消息后，患脑溢血在长春去世。1992年，王洪文因肝病去世。

遭酷刑虐待

与中共很多落马高官一样，王洪文被捕后也很悲惨。原中共军方将军邱会作曾在《邱会作回忆录》中透露了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和秦城监狱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酷刑虐待。这是王洪文亲口向邱会作透露的。

其书中记述，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他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

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

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因此，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

关于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会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为了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专案组对他搞车轮战术，还几次给他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王洪文是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都承认。

邱会作还提到，一次放风时，他看到最后一个出来的王洪文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其他人刚要过去搀扶，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他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露出一丝苦笑。

结语

被时势造出的王洪文，在大起大落后，终归于尘土。

【注释】

[1]司马东去《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2]《张春桥1970年5月1日下午在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委员时的谈话》，工总司1967年5月2日。原件藏上海市总工会。

[3]这一节的资料，除注明出处的之外，全部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

[4]徐景贤《十年一梦》。

[5]王洪文在北京有两个秘书，一个工作秘书小沈，另一个生活秘书廖祖康，国棉十七厂造反时就一直跟着王洪文的原厂技校学生。两个秘书已经属多；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北京都只有一个秘书。萧木作为王洪文的政治辅导员调去王洪文身边，文革后有人说萧木是徐景贤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安排插在王洪文身边的钉子，显然与事实不符。萧木是王洪文自己点名要求调到北京的。

[6]以上资料均主要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

[7]转引自张春桥1972年11月2日下午在接见市工代会部分委员时的讲话。上海市工代会会议记录。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文书档案。

[8]。这是萧木对笔者回忆的，他参加了《关于党章修改说明》的起草。

[9]马天水1976年11月21日《我的补充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25日印发，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

[10]本节内容除注明的外，其余皆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以及徐景贤《十年一梦》。

[11]《上海文革史话》第641页。

[12]这是参加过王维国专案审查的王知常告诉笔者的。

[13]《上海文革史话》第642页。

[14]《上海文革史话》第643页。

[15]转引自薛庆超著《中国现代史论：中国外交重大突破毛泽东的南方决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16]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731页。

[17]此小节资料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734页。

[18]笔者1989年8月对金祖敏的访谈。

[19]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

[20]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态度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739页。

[21]这是2007年间，一次笔者向萧木问起王洪文的工作能力时，萧木对笔者说的。

[22]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专案小组办公室1977年3月《反党分子王洪文的罪行年表》。

[23]王秀珍1978年3月29日《补充交代与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

[24]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

[25]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专案小组办公室1977年3月《反党分子王洪文的罪行年表》。

[26]王秀珍1978年12月24日。

[27]笔者1989年8月对金祖敏的访谈。

[28]同上。

[29]这是萧木对笔者说的。

（本文为《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中的一节）

（《炎黄春秋》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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