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尽梅花：内容转自"秦朔朋友圈" 在魔都，度过了一个封闭的春天和半个夏天，8月初，趁着情况好转，我赶紧 把两岁半的女儿送回老家乡下，我想让她过一个草木葳蕤、像村里其他“野孩子”一样嬉戏、在田野里自由奔跑的半个夏天。虽然她离开了父母和熟悉的环境，前些天睡前都要哭喊一阵“回家”，但不久就快乐地把魔都忘记了。她喜欢和满地跑的小鸡小鸭，和我奶奶养的小兔子玩；她喜欢跟着村里的孩子到处野，哪怕晒得黑不溜秋；她喜欢坐着我妈的电瓶车到处走亲戚，在那广袤的乡下，吹着我曾经吹过的那些晚风。我多想和她一起成为个孩子，在那自由自在的乡下晃荡，像一个领头的小伙伴那样，牵着她的手，带她去爬我儿时爬过的山，乘过凉的山洞，游过泳的水库，抓过鱼的河沟……当然，这些浪漫只属于孩子，大人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如何去面对那些沉默而沉重的现实。 亲最近在县剧团干得不太开心。年初，他在一些老朋友的邀请下加入了剧团，主要工作是为团里十来个人做顿午饭，演出时做一点场工，偶尔需要时再上台客串一下。这份工作颇为轻松，周末有双休，没有演出时通常下午三点就能到家，节假日福利也与正式员工无异。所以，虽然月工资只有2000块，但他很满意。村民们也颇为羡慕，尤其是这两年乡村经济一片萧条的情况下。父亲年轻时就是地方剧团的角儿，可惜80年代初剧团解散。大概2010年左右，他还和一帮当年的老同事、老伙计复办过采茶戏团，一度颇为风光，在县里演出还引起轰动，令我感叹看到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曙光。可惜文化终究不是个能创收的玩意儿，起初县里答应的支持（补贴、指标戏）一点没兑现，光靠年底酒席、春节期间的生意，根本撑不下去，坚持不了三四年，像这些年许多偶像团体一样，复出没几年就散了伙。如今能够重操旧业，还能发点稳定工资，他的激动简直溢于言表。只是团里最近不太排戏，排了的新戏也不让演，也极少再下乡演出，他一片颓唐。问为何？上半年的时候，团里还结合传统戏曲与现代市场需求积极排戏，大力创新，其中就排了不少反腐、现代生活的创新戏，结果一演出，就被一些人挑毛病，并不断反馈上去。文化局、团长怕出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不让演，也不再批新戏。团里几个年轻人干脆上网搜一些节目排着，偶尔去外面“走穴”。同时，随着疫情反复，各种演出、下乡越来越少，出去又怕人告状，干脆能少演就少演。还是团长想得开：这情势有啥想头，大家还是吃好喝好吧。团里其他领导也没了心气，渐渐把团里的食堂变成了请客吃饭的饭馆。结果，父亲想搞的戏剧，尤其是传统戏剧没了空间，渐渐变成一个拿2000块钱工资的厨子。父亲纠结了很久，终于还是没有去吵。在严峻的乡村经济形势面前，他选择了低头。父亲作为一个61岁的乡下中老年人，再怎么着，还有一份旱涝保收、还算体面的工作。同辈的我许多叔伯，很多人早已被时代淘汰。我的邻居，是我小学时候的老师（民办），这几年因为儿子不太顺利，只好再次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包括养育三个孙子孙女。每天一早，他就骑着电瓶车去附近的电瓶厂上班，然后晚上才回，一个月只休两天。他所在的那个工厂，我父亲经他介绍也去干过几个月，主要是穿着胶鞋，包裹得严严实实，搬来浓硫酸，按比例稀释、搅拌。冬天还好，一到夏天，厂子里的空调就不够用了，加之浓烈的气味，简直要出人命。而且，还要小心不要被浓硫酸溅到，否则……大家也能想象。而这样的工作，我60多的老师已经干了好几年。这份工作，月收入能达到4000元，对乡下55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来说，已算绝对的高薪，所以他还在坚持。拼着老命地坚持。换份工作？要拿这样的高薪，留给他们的选择，也只有金属制品厂、化工厂、瓷板厂之类的重体力活了，境遇都差不多。所以，家庭压力相对小一点的，宁愿选择在家扎彩灯、做夹子（发夹、衣服夹子）之类——这些活属于原始的“来料加工”，有人把材料拉来，分到各家，做好了他们再开车来拉走。其中，视力还行的，就做彩灯，手快的话，一天能赚个五六十元，眼神差点的，就做夹子，一天二三十元。夫妻两人干，一个月一两千、两三千，基本生活还是有着落的。今年，最难过的是夹在上述两者之间的村民。他们原本有一个中间路线，就是去建筑、修路的工地上打零工，或者去搞装修，不同工种、季节（如炎热的夏季），一天一般能有个80-150元（泥瓦之类的技术工种除外）。奈何这两年房地产、政府财政大收缩，这些活骤然变少。他们既不愿去腐蚀型工厂“卖命”，也看不上彩灯、夹子，只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混着生活。 我这般大的中青年人稍微好点，一般能在鞋厂、服装厂之类的厂子，找一份三四千元的工作。好的一面在于，十多年来，大量这样的工厂从沿海搬到内地，工作还算好找；坏的一面在于，一个月只休两天，工作环境不甚理想——几年前，我的母亲也在这样一家鞋厂工作过，我去看过她，光是那刺鼻的浆糊味就让我立马跑了出来——上升的希望也极为有限，比如要拿4000元以上的工资，就得混上个小领导。在这广袤的乡下，想要赚高收入，出路并不多。以前倒是有这么一个事儿，收入能轻松上万，那就是开大货车。开车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买车自己开，好的时候月入两三万都有可能，只是细算之下，还掉月供（车贷）、付掉工资（一般两人轮流开，必须招一个司机），算上工作时长，相当于重投资、高风险、重体力（熬夜，疲劳驾驶）、中等回报，也就比进厂打工好一点。还有一种就是给别人开，基本能保障月收入过万。只是，在乡下看来，这也是一个“拿命换钱”的职业。想要赚点钱，按常规逻辑、政府规定很难，往往只能铤而走险超载、开夜车（赶时间）、或想着法儿躲避交警，结果又导致大量的事故，而且一出事往往车毁人亡！光我身边，我一个小舅、一个远房表舅、一个隔壁邻居（刚复员回家的年轻人）、我妹妹一个闺蜜的老公……就是开车出车祸去世的。以至于，我们邻县——著名的物流之乡，随着物流产业的壮大，出现了寡妇村、寡妇乡。高风险如果有个高回报，自然有它发展的基础。但近年经济形势冲击之下，物流货运，尤其是中小企业、个体司机已一片哀嚎：其一，房地产、基建等投资大收缩，业务来源大缩减；其二，互联网货运平台成为货运发展的“亮点”，快速增长。在互联网时代，这些平台已成为中小企业、个体司机们绕不过去的平台。但它们有利有弊，客观上，他们提升了物流运输的透明度、运转效率，总体是积极的，但对中小企业和司机们来说，它们无可避免地抢夺了司机们的利润和议价空间，使得他们从相对独立的个体户、小老板，退化为平台的“打工者”；其三，中国制造能力太突出，融资租赁、物流供应链金融也发展太快，随着供给过剩、购车门槛越来越低，货车保有量迅速飙升，导致供过于求。赚钱本来就越来越难，同时，上游货主结算周期越来越长，而高企的油价、高额的过路费、购车月供、保险，则是一个都不能拖欠、必须实时支付的，多重压力下，货运已逐渐沦为一个纯粹的底层行业；其四，这两年的疫情乃至国际形势，对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一者社会流动减速，货源大量减少，二者油价大幅走高，利润被大量吞噬。这两年，大量中小物流货运企业倒闭，大量个体司机忍痛将车转让，行业一片萧条。我们村的一位族兄，就完全是一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节奏，偶尔哪天不见他，大家都要为他高兴——终于出车去了。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全国载货汽车保有量达3242万辆，也就是说，中国有3000-5000万货运司机（长途货车一般会配2名司机），这些司机基本都成家立业（要不是家庭压力，谁愿意这么拼），按一户3.5人算（农村家庭人口较多），那么，这个行业就关联着1～1.75亿人！这不是国计民生行业的话，还有谁是？近年来，互联网外卖、快递平台，对从业者的保障、保护已经引起社会各界重视，但互联网货运平台，由于不直接与消费者发生关联而不受关注。同时，它们与司机的关系完全是合作关系，平台在获取利润的同时，基本是一个中介角色，所以基本无需承担什么风险和责任，所以一面是它们大发展，而成为行业亮点，另一面是它们对货运司机的权责、利益分配存在不少不合理之处。尽管经济规律终究会促使这个行业走向大量出清、供求平衡，集中度也将进一步提升，但短期内，要保护就业、保障国计民生，以及为广大乡村留一个相对高收入机会的话，还是要保护好这个行业——在为前些年疯狂的大地产、大基建“还债”的过程中，在追求市场效率的过程中，不能将责任都推给市场，不要让板子都打到司机、农民身上。应当在发展互联网货运平台、发展汽车金融、物流供应链的同时，尽量维护好公平、民生，更不要轻易去摧毁广袤乡村追求美好生活的，所剩不多的希望。我们不能在该追求效率的时候谈公平，而在该谈公平的时候把责任推给市场规律光去谈效率。 也许有人会问，你们是农民啊，为什么不去种田种地？种田种地不就是你们的职业吗？此问就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意味了。原因很简单，2022年稻谷最低收购价大概在2.48～2.62元/公斤，即每斤1.24～1.31元，即便按亩产1000斤、南方两季收割算，那么每亩年产值就是2480～2620元。我们村人均不过两亩地，按一家四口算，那么全家年收入就是19840～20960元，刨除日益升高的种子、化肥、机械、灌水等费用，利润大概在每亩300～500元，即全家全年利润2400～4000元。请注意，这还是在没算人工的前提下。显然，农村家庭靠种田种粮，在现代社会压根没法生存。所以，种地只能趋向集中，大家将每亩300～500元的利润以地租的形式转让给别人，这样，一户种植户就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将人工摊平（相当于打工收入，好处是自己做“老板”），同时以一季的租金获取两季收成，再加上一些政府补贴，这样，种田种粮才能符合市场逻辑。因为种田种粮越来越难，许多承包户、种植户都不干了，导致租金一降再降，从几年前的每年四五百元一亩，到如今的两三百一亩。就这样，我家的今年还差点没人承包，到春播前才由一户叫才妹的、老实巴交的族亲承包了去。说到政府补贴，也不是一件轻松事。近年地方政府财政紧张，补贴并非那么容易到手，而且，“补贴”很内行，哪年种哪种作物有补贴、种哪种作物补贴多一点，“上面”没有人点拨，没有人帮助，就没那么容易拿到。这时候，种植户只有去吵。吵也不是没有用，但由于势单力孤、没有了集体背书，而且“上面”没有人的话，往往就是吵就给一点，久而久之，吵来吵去、跑来跑去并不划算，干脆也懒得再吵，大不了明年不种了，如此，进一步挫伤了种粮户的积极性。人们不光忘了如何种田、种粮，甚至也忘了如何种地、种菜。今天，农村人户户买米，家家买菜、买瓜吃已成了共同的市场现实。在城里人向往着去乡下喂马劈柴种菜的时代，乡下人却大量抛荒不愿去种。为何？一面是空心化的村庄，人少空地多，一面是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草木茂盛，禁止猎杀野生动物，以至于我们以前的土地，一再退让给野生动物。我们那一带，野猪越来越多，野兔子、田鼠更是泛滥成灾，你刚种下去没多久，或者眼看着就要收获了，就被小动物们刨了去。种两垄它们不吃的辣椒或许还能有点收获，种点西瓜、玉米、花生、豌豆、豆角之类，基本上能被它们嚯嚯掉一大半。长此以往，种地越来越亏本，越来越不划算，导致种地人越来越少，此时，原本分散祸祸的小动物们再集中到一两家，更导致种地人最后的难堪。结果，土地进一步“退耕还林”，人的空间越来越小，人们就只在房前屋后看得见的地方辟一点，而动物们的空间越来越大。如此恶性循环，土地抛荒愈演愈烈，农民基本不碰农业！把农业的根都丢了，靠进厂、去工地打工就是出路？所以，像家乡那样的许多乡村，农民陷入两难。退饿不死，进没有希望，大家干脆宅在家扎扎彩灯、做做发夹，每月有个两千来块钱的吃饭钱就够了，平时再打打麻将、打打牌，日子照样飞快过。毕竟，又还有什么出路呢？再挣扎、再“卖命”，收入涨个一倍到四千，又有什么本质差别呢？既如此，农民何时能成为有前途的职业？农业如何能成为有前途的行业？很多时候，“有前途”还不如“上头有人”实在。在中国的乡村，“上头”有没有人，往往是一方经济的重要决定力量。譬如，本县今年种芋头补贴就多一点，但这事，“上面”没人通消息，谁知道？待知道了，再种也就来不及了。另一个例子，由于“上头”相关系统有人，本乡及邻近两三个乡争取到一些种烟叶的指标，收益较高、补贴也不错，这个“上头的人”就被农民们奉为佳话。更有甚者，邻县某地，由于地处山区生态良好，村村都是大树、保护古树，却得依靠扶贫。其中，某村因为“上头点拨”，年年砍树、再栽树，并且栽的是政策导向的树，这样，村里既能通过卖树赚钱，又能通过种树获得补贴，还年年评优，倒成了“脱贫”的好路子、生态振兴的好典型……类似的例子，在广袤的乡土上不断“合情合理”地发生着。 家乡小村，作为一个离城市（县城）不远也不近，不穷也不富，条件不好也不坏的平常乡村，无疑是中国多数乡村的代表。这次回去，放眼望去，村庄经济一片萧条，未来缺乏想象，人们日益沉默无声。何论乡下，县城也一片沉默。一个事实是县城靠乡下养着，这些年刚进城的“新城市人”，很多都靠乡下庞大的家族、六个钱袋子撑着面子。譬如我一位表妹夫，进了县交警队做临时工协警，他的月工资不过1000多元，在动辄六七千房价、基础消费与大城市相差无几的小县城，他如何能撑起一家子的生活？交警队又靠什么招揽这些年轻的人才？当今天中国那些激动人心的事情，比如高科技、新能源、互联网资本、先进制造2025，与家乡这样的小村日益无关时；当那些舆论的流量日益忽视这些沉默的群体，乃至内卷、躺平、“小镇做题家”这样的社会中层反思，都懒得再往下看看这四五亿人的生存状况时，这个社会的喧嚣、各种利益的争吵，和许多自以为是的“代表”，在这广袤的沉默面前，就多少有那么点无知和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好在，一如我熟悉的乡下的晚风，父亲、我的小学老师、开货车的友根、今年包地的表妹，他们都沉默地接受了所有既成事实。他们都想开了，反正买一包米能吃几个月，反正再怎么着也能活下去……当然，也有好的一面，比如以往严峻的乡村赌博大为收敛。毕竟，大家手上真的都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