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崇祯帝在万般悲痛中自缢于煤山。不久，进退维谷的吴三桂，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归降多尔衮，引清军入关。结果，闯王的农民军在山海关溃不成军，顺治帝在摄政王的扶持下定鼎北京。就此，明清易代基本完成，清朝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以全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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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840年为界，史学界习惯将清代分为清前期和清后期。显而易见，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百年耻辱的起点。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屡屡做出丧权辱国之举，卑躬屈膝地割地赔款，引发了国人的愤慨，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清军入关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强调清前期的康乾盛世，有人关注清后期的丧权辱国。所以，大家对于清朝的评价彻底走向了两个极端。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和评判清朝呢？这势必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在此不妨简单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与大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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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需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
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是我们古代史的一部分，喜欢清朝也好，讨厌清朝也罢，这两百多年的荣辱都已载入史册。当前网络上几乎存在着两种声音，一种是无限制地太高清朝，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完全否定这段历史。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
明朝的灭亡与清军的入关，是许多巧合促成的，但却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天灾与人祸接连而至，使得崇祯应接不暇，明王朝终究在农民起义和满洲八旗的双重打击下，土崩瓦解。究其根源，还是在于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生机，将被新的政权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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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败局已定，这是《明史》中非常中肯的评价：
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明史》
到明神宗末年时，明朝的政局已经败坏至极，难以复振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无论是“明粉”还是“清粉”，都是难以回避的事实。明熹宗在位时，终日沉浸于做木匠活的喜悦之中，根本没有心思处理政事，任由祖母客氏与阉党魏忠贤把持朝政，残害忠良，可谓贻害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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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崇祯继位后，虽然铲除了魏忠贤，一度解决了宦官干政的问题，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终究还是独木难支。更为重要的是，明朝原本就已病入膏肓，崇祯又急功近利，行事过于严苛，以至于忠良遭难，功臣不保，使得不少名将被俘后出于畏惧而降清，调转马头帮清军进取中原。从这一点来讲，崇祯之败与明朝之亡，着实难以避免。
重温那段历史，崇祯自缢后，历史的走向似乎有两条道路：李自成的大顺政夺取天下或是满洲铁骑入主中原。然而，原本占据了先机的李自成，却沉迷于既得胜利，更为能及时拉拢明朝遗臣，反而像对待敌人一样盘剥压榨。
更有甚者，李自成未能及时约束部下，以至于刘敏宗侵占了吴三桂家产，囚禁了吴襄，还强行霸占了吴三桂宠妾陈圆圆。此等作为，无疑于是将吴三桂推向了多尔衮的怀抱，可以说是自毁长城。最终，大顺政权宛如昙花一现，转眼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李自成也命丧九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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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当时满洲统治者的做法，倒是比闯王更为精明。自努尔哈赤起兵开始，便注意从汉文化中汲取政治智慧，趁机收买拉拢了一批明朝降将，而对于难以收服的悍将，则用离间计予以铲除。满洲虽为游牧民族，但在政治韬略上却并不于崇祯和李自成，也正因如此，才能在关键时刻脱颖而出，成为新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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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支在人数上并不占据优势的民族，在面对一个如此辽阔的疆域时，心理上的自卑也很容易显露出来。清初弊政，便是满洲急于树立权威而推行的高压措施。在这一过程中，曾造成了许多原本不必要的流血事件。这也是今人诟病满洲统治的重要原因。
在清初弊政中，跑马圈地和剃发令无疑是最为引人痛恨的，曾导致了汉人的强烈反抗。然而，清朝统治者凭借着骁勇强悍的八旗兵丁硬是将这种高压政策落实了下去。与此同时，诸如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之流，也依附于清朝，为满洲统治者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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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的鼎峰，同时也是封建王朝的总结期。在清前期，出现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这个盛世，是相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而言的，政治相对清明，百姓生活比较安稳，疆域也比较辽阔。盛世之说，并非就是一种单纯的浮夸，但也没有必要过分拔高。毕竟，明清时期，东方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从东学西渐转为了西学东渐。
康乾盛世之后，形势急转而下，经嘉道两朝，便瞬间坠入了屈辱的近代史。落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挨打却是在晚清。自鸦片战争开始，腐朽不堪的晚清政府，饱受列强蹂躏，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成为了家常便饭。也正因如此，清朝又毫无悬念地背负了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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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曾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也犯下了不少的错误。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历史。既不必刻意拔高，也没必要一味抹黑。因此，清朝入关既算不上不幸，也不能说万幸。无论荣辱，它都是我们历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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