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原生家庭不是一切的背锅侠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原生家庭成了一切的背锅侠。
比如有的人伤害他人,报复社会,成了恶魔。于是,就有人说他被人伤害过,小时候被家暴,受到过不公正待遇,所以人格不健全,才会报复社会。
在很多人思维里,都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
没有人天生就是坏蛋。似乎一个之所以成为社会公害,必定是曾经遭遇过某种不幸。
产生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大众多数都是简单的线性思维,他们更容易理解似是而非的因果律。
弗洛伊德就是这一学说的开创者。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童年经历和原生家庭对人格形成的重要性。弗洛伊德认为,你心里这么阴暗,不能怪你,因为你没得选,要怪社会,怪你爹妈。
原生家庭究竟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呢?美国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项长达六年的跟踪调研,在分析了1000个犯罪样本的成长经历后发现,没有任何数据显示,单亲、家暴下长大的孩子更倾向于犯罪,温馨幸福父母体贴的家庭,孩子一样会放纵、堕落、犯罪。
有些人心理阴暗,不具备同理心,没有悲悯,但他们没有经历过任何的不幸和伤害,仅仅就是纯粹的坏。
举个简单的例子,关于体罚。
大多数的70后,60后,小时候都经历过家庭和老师的暴力体罚,当时流传一句俗语
“黄荆条下出好人,棍棒底下出孝子”。如果说暴力体罚和人的个性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是不是60后,70后暴力倾向的违法犯罪率就特别高呢?事实并非如此。
弗洛伊德的学生
阿德勒是个体心理学的鼻祖,阿德勒认为,
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是你自由选择的结果,和你曾经经历以及以前发生过什么都没有必然的联系。阿德勒反对弗洛伊德的说法,他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之所以扭曲,是他的自由意志主动选择的。这个扭曲的性格和社会和原生家庭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关系。悲惨的经历既是他的软肋,也是他的武器,他用这种悲惨经历来逃避主观选择的责任,那些所谓的不幸童年和经历只是借口而已。
事实原本如此,无论任何时代,既有在悲惨环境成长起来的优秀的人,也有在幸福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混蛋。
02
教育和环境对个人影响巨大
2004年,法国音乐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讲述了1949年的法国乡村,音乐家马修到了一间外号叫“塘低”的男子寄宿学校当助理教师。学校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难缠的问题儿童,体罚在这里司空见惯,学校的校长只顾自己的前途,残暴高压。 性格沉静的马修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改善这种状况,他重新创作音乐作品,组织合唱团,用音乐的方法来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改变了孩子以及他自己的命运。
二战中,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犯下滔天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特别值得惊醒。
一战后,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的日本,国内经济一团糟,失业、破产、贫穷接踵而来。在国际上,由于日本与美英的贸易摩擦,受到美英的孤立,内忧外困之下:
日本民粹主义崛起。日本整个国家开始进入疯狂状态,
陷入狂热的军国主义之中,整个国家开始对孩子们开始实施
民粹主义教育和仇恨教育。
其结果就是培养了一代战争机器,这些孩子长大后,变成了什么模样呢?
他们把这种行为叫做效忠天皇。
良好的教育和正常的社会环境,才是改变一个人最重要的因素。
这个话题不能展开,只能点到为止。
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新闻,也经常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
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如果仅仅是个例恐怕不值得一提,但是大规模的出现这些问题,那毫无疑问就是
当初的教育和环境出了问题。反思现在成群结队,漫山遍野的那啥,难道这都怪原生家庭,恐怕不能吧。
03
在无法左右的时代大潮中,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吗?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哲学的终极命题之一。
宗教说奉献的人生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
苏格拉底说,人总是要不断的反省和审视自己,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一提。
亚里士多德说,人和万物都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而存在。
海德格尔说,人真正存在的意义在于信仰。
叔本华说,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
叔本华和
尼采都说,人生其实没有意义。
提出
存在主义的
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刚生下来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自己的本质,所有的意义和本质都在于你的选择,人的本质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环境决定的,而是因为自己的选择才有了存在的本质。
无论是善与恶、正与邪,一旦你做出了选择,你的意义便由此产生。
萨特说,人的存在是一种偶然,
他人即地狱。简单说,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总会有人支持你,也一定会有人反对你。
无论是秉持何种价值观,一定会招来一堆人的谩骂和攻击,这就是人的宿命。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选择和表达的绝对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指选择的绝对自由,这种绝对自由是可以超越时代背景的,这就是萨特的观点。
既然有绝对自由,那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必须去承担选择的绝对责任。
萨特认为,你必须孤零零一个人面对世界。简单的说,你
不能把自己的选择假借上帝,或者假借某个组织,甚至糟糕的原生家庭。萨特经历过二战,尽管他后来支持斯大林,但他关于
“自我选择的绝对自由”却和汉娜.阿伦特的
“平庸之恶”有内在的共通。
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前纳粹军官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艾希曼是纳粹高官,是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
"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
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全程参与了审判的汉娜·阿伦特,此后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
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二战结束后,萨特的存在主义被人广泛接受,是因为人们迫切希望能够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改变人类自身颠沛流离的命运。
其实,放在现在,萨特的存在主义依旧有现实意义,不臣服于当下的环境,不向暴虐的命运低头,不被现实裹挟,你坚信人的自由选择,你就实现了意志的自由,
你的选择可能会失败,但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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